教育专家指点:如何培养一个健康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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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教育是变动的,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方式的教育,来促进我们社会的发展.新的时代,什么是好的教育?我们怎么样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健康的人

  主持人:我最近在北大听了美国前劳工部长赵小兰的演讲,她谈到中美整个教育差距,其中几点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。第一是美国的父母不会给孩子说,你每天要穿什么衣服。可是在中国,冷是“有一种冷是你妈妈觉得你冷”。第二,对于美国的大部分人来说他们所从事的事情是他们非常热爱的,因为爱它从事它,所以可以不计较其他的功名利禄,这样才可以全身心的投入。这样的事情似乎对我自己来说一种奢望。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也是如此。我们抱怨雾霾、堵车,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说,我们赖以生存的时期是我们真心喜欢的。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?我们下一代有改变的可能性呢?

  朱永新:当然是有改变的可能性,因为这个世界本身就在不断地改变之中。我们首先需要认识到:改变的方向在哪里,教育到底是做什么的?因为现在关键的问题是,对于什么是好的教育,怎样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健康的人,我们实际上是不太清楚的。整个社会的教育学的素养是不够的。整个社会的高度的对教育的恐慌,改革的动力在哪里?我经常开玩笑说,现在大部分的中产阶级,有钱的有权的都把孩子送到国外或者是国际学校去了,他们也在抱怨,事实上教育和他还有距离。大部分的父母不知道究竟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,究竟孩子的成长有没有规律。他们只知道,反正就是要进最好的幼儿园,要进最好的小学才能进最好的中学,才能进最好的大学,才能找最好的工作,才能有好的收入,这样就层层加码,不输在起跑线上。不断地上补习班,把孩子的时间空间填满。实际上孩子的时间空间满了,他的发展空间就满了。这是教育基本的常识。

  开车还要考证 现在父母没教育知识就生孩子

  学校教育也是这样,实际上你尊重一下孩子,给孩子有更多的选择,应试教育下你考试永远只有一个第一名,其他的都是失败者,我们现在是一群失败者陪着一个第一名。人什么样的情况下创造力能够最好的发挥,关键是创造一种氛围,让孩子有更多的选择性,让孩子有更多的可能性。表面上有一个好的分数,这是付出极大的代价获得的,这是透支了今后人生的时间、精力和发展的可能性获得的,最后是欲速不达。还是需要在全社会更多的去普及教育的知识,去普及教育的常识。这件事情现在我们关注的不够。我最近这几年一直关注中国的家庭教育问题。我一直说,作为父母亲比开汽车要复杂得多,开汽车还需要考证才能上路,现在父母亲什么教育知识都不知道,就生孩子了。

  的确我们需要一个教育的启蒙运动,需要一个全社会的教育大讨论,刚刚顾教授也讲了,三中全会的精神非常好,我们追求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这个蓝图非常好,教育改革的方向非常清晰。但是全社会缺乏共同的思想基础和共同的背景。我一直建议在中国开展教育大讨论,教育思想的大讨论,让全社会知道什么是好的教育,什么才能把孩子培养成我们所需要的人,怎么样发挥教育在整个国家建设、社会建设中的作用,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我一直在呼吁要开展全社会的教育大讨论、思想大讨论,这样为教育改革去奠定一个非常好的基础。

  中国教育模式没有个性化 科研问题更大

  朱永新:追求诺贝尔奖当然是一件好事情,但是我觉得,诺贝尔奖不应该成为我们一个真正的追求目标,应该是我们额外的奖赏。社会进步了,科技进步了,教育发展了,诺贝尔奖自然而然会来。我们达到这样的水准,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起到应有的作用,科学家的使命就完成了,获奖不是科学研究的目标,它只是额外的奖赏。

  不仅仅是教育体制的问题,还有科研体制的问题。从教育上来说,应试还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要素。因为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之下,我们只有一个因素,就是分数的因素。整个教育围绕分数在转。它不鼓励你个性的发展,不鼓励你让每个人能够充分的、自由的成长。刚刚潘晓婷的故事,她是比较自由的成长的,按照自由论的理论,每个人都可以在他自己的领域成为最好的自己。在分数这样的应试背景下,以背诵和知识的体系作为评价最终极的标准,不需要怀疑精神、批评精神,不需要有广阔的视野和背景。尤其是我们整个的教学模式基本上是从小学、中学到大学,基本上都是“上课记笔记,考试背笔记,考试全忘记”的模式。在国外的大学中,所有的学科,先让你了解这个学科的历史,然后讨论、对话、争辩。通过这样的过程,一个人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就得到了成长,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。科学研究恰恰是符合这样的规律,不断地试错和怀疑。没有尊重差异性,没有考虑人的多元发展的可能性,用一个标准和一个模式,一个大纲来衡量所有的人。这是教育的问题。

  科研当然问题就更大了,因为科研是直接在影响着科研的效率,我们现在科研跟应试教育是一样的,就是用一个标准,用发表文章的标准衡量。而且整个科研是一个行政化的体系,中国真正的学者在科研组织当中没有发挥作用,包括所有的学会。照理说,学会是学术性的自治组织,是科学家的联盟,现在我们所有的学会基本上都依托在政府的部门下。例如,医学会往往是卫生部的领导下来做,教育学会是教育部的领导下来做。这样一来,就造成了评价标准的行政化。在科学发展中,科学家没有起到真正的应有作用。科研评价标准是一个大的问题,也必须要进行变革。行政化的导向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。

  让每个学校办出个性和特色,让孩子上学有选择的可能性

  朱永新:我有信心。因为我觉得事实上中国的经济的增长和快速的发展,给教育还是有启示的。教育最大的问题是行政化,行政化怎么去,应该让更多的民间力量到教育当中来。从80年代到2005年,教育的民间力量跟政府的力量差不多在共同推进的教育发展,那时候的教育经费大概是年增长19%,从2005年到2012年,整个民间对教育的投入降到2.6%,而且中国的民间力量一开始实际上投入也不大,都是滚雪球慢慢滚起来的,我们在座的很多大企业家一直没有到教育当中来,也不可能进来,也没有兴趣进来,因为进来以后可能就给你“关门打狗”就再也出不去了。没有让民间力量来介入教育的机制,没有和公办学校抗衡的一支力量,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。所以我一直主张,第一是应该让企业家,让民间资本到教育当中来,比如说民间资本办大学。怎么才能多元化?依靠民间力量。我们现在90%以上是公办学校,如果倒过来,70%是民间的力量来办呢?这时候可以可以各显神通。当然,我们必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,这没有问题。关键是让每个学校办出个性和特色,你就有选择的可能性。你把办学的自主权交给大学,这些民办学校的自主权更有可能实现,中小学也是如此。中小学最好的学校都是政府办的学校,这跟国际上正好是倒过来,国际上最好的学校都是民办的学校。“政府保基础,民办创特色”,这样选择的空间就比较大,你的孩子就可以有无限的选择可能性。

  中国的好教师孔雀东南飞的现象非常严重

  另外,我们的退休机制,一些好的教育家55岁退休,男的60岁退休,退休以后再也没有空间了。比如中国的乡村学校,现在乡村的教育的空洞化是很大的问题,农村的村小学都没人了,都跑到城镇和县城去了,县城大班额,100人、90人的大班级太多了,农村没人了。农村没有好教师,好教师都到北京、上海、深圳去了。中国的好教师“孔雀东南飞”的现象非常严重,村里到县里,县里到市里,市里到省里。教师是整个教育非常关键的要素,谁站在讲台前谁就决定孩子的命运和教育的品质。现在关键是在整个乡村没有好教师,能不能让教育家下去,政府给他买单,给他更多的机会?我们现在真正的教育家没办法给他机会,没有可能性。但解决问题的答案还是有的,我并不悲观,只要你的思想更解放一点,把机会给民间,把机会给教育家。中国人一点都不笨,中国人那么勤奋,那么有智慧,为什么我们就做不好教育?这是不应该的。

  上文是朱永新在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与凤凰网联合举办的"思想空间论坛"第九期教育跨界尖峰对话。参加对话的嘉宾有:本论坛成员朱永新,中国工程院院士、 军事医学科学院原院长秦伯益,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顾昕。三位嘉宾围绕"诺贝尔奖与中国教育" 展开精彩对话.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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